美国时间6月22日下午2：30 oral presentation
糖尿病患者中复合膳食抗氧化指数与卒中风险的相关性研究（184-OR）
张弘强1，石洁1，岳彤1，翁家豪1，汪徐麟1，王浩1，苏晓宇1，郑雪瑛1，骆斯慧1，丁宇1，王超凡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
背景与目的
与单个抗氧化剂相比，复合膳食抗氧化指数（CDAI）能更全面地评估总抗氧化剂摄入量，并与多种疾病风险相关，但目前对糖尿病患者卒中风险的影响尚不明确。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CDAI对糖尿病患者卒中风险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纳入6735名糖尿病患者。根据维生素A、C、E，类胡萝卜素，硒和锌的摄入量来计算CDAI。使用多元逻辑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来分析CDAI与卒中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
CDAI作为连续变量时，与卒中患病率呈负相关，在未调整的逻辑回归分析中，OR为0.91（95%CI：0.89-0.94）。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CDAI与中风之间的负相关性仍具有统计学意义（OR = 0.96，95%CI：0.92-0.99）。值得注意的是，CDAI最高五分位数个体的卒中风险比最低五分位数降低了43%（OR = 0.57，95%CI：0.40-0.83）。此外，限制性立方样条显示随着CDAI的升高，卒中风险逐渐降低。
结论
这项研究发现，CDAI与糖尿病患者的卒中风险呈负相关。该结果提示，适当的膳食抗氧化剂摄入可能是预防卒中的潜在策略。
专家点评
糖尿病患者的卒中风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1.5到2倍，且随着病程延长而增加。此外，糖尿病患者的卒中预后更差，复发风险更高。高血糖是糖尿病的标志，会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内质网应激，导致活性氧（ROS）的积累，造成细胞损伤并加速糖尿病并发症（如卒中）的发展。研究表明，增加膳食抗氧化剂的摄入可以提高血浆抗氧化剂水平，减轻氧化应激相关损伤。然而，单个抗氧化剂在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的效果仍有争议。相比之下，复合膳食抗氧化指数（CDAI）能更全面地反映主要抗氧化剂的摄入量。尽管已经有研究分析了CDAI与冠心病、抑郁症和癌症等疾病的关系，但其对糖尿病患者卒中风险的影响尚未得到研究。本研究纳入了6735名糖尿病患者，结果表明，CDAI较高的糖尿病患者的卒中风险显著降低。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进一步表明，CDAI与卒中风险呈负相关。这些发现提示糖尿病患者保持适当的膳食抗氧化剂摄入以提高CDAI，可能是降低卒中风险的潜在策略。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开展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抗氧化剂在预防糖尿病并发症中的作用，从而为临床应用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机械血栓切除术术中平均血糖与临床预后的关系（459-P）
翁家豪1，郑雪瑛1，骆斯慧1，周泳雯1，张弘强1，汪徐麟1，石洁1，翁建平1，王超凡2，张丰3，张盼3，夏越3，孙文3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背景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急性期高血糖非常常见，并与不良结局相关。然而，关于机械血栓切除术（Mechanical thrombectomy）治疗期间血糖水平的报道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持续葡萄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系统的术中血糖与临床结局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在这项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中，我们连续纳入起病后24小时内接受MT治疗的AIS患者。所有患者在达到介入手术室时佩戴iPro2®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临床结局包括住院死亡率、住院神经功能改善、住院神经功能恶化、3个月神经功能独立和3个月死亡率。使用Logistic回归评估术中平均血糖水平与临床结局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招募了183例AIS患者。排除4例因后循环大血管闭塞所致的AIS、10例未接受MT治疗，46例无MT治疗期间CGM数据的患者，最终纳入123位患者进行分析。其中73例（59.3%）患者为男性，中位年龄为71（60-78）岁，25例（20.3%）患者基线合并有糖尿病。从症状发作到佩戴CGM设备的中位时长为7.26（4.98-9.37）小时。MT治疗期间的中位血糖监测时长为1.04（0.45-1.44）小时，中位平均血糖为6.87（5.96-8.28）mmol/L。矫正混杂因素后，基于CGM系统的平均血糖与住院死亡率（OR 1.539，95% CI 1.078-2.315，P=0.026）、3个月死亡率（OR 1.418，95% CI 1.019-2.048，P=0.048）和3个月功能独立（OR 0.695，95% CI 0.493-0.931，P=0.023）相关。
结论
在接受MT治疗的AIS患者中，MT治疗期间的平均血糖水平与住院死亡率、3个月死亡率和3个月神经功能不良相关。
专家点评
CGM技术凭借其能够提供描述血糖水平及其动态变化的详细数据，逐渐成为跨学科围手术期血糖监测和血糖管理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以MT为代表的血管内治疗策略逐渐成为AIS患者一定时间窗内的标准治疗模式。脑卒中后高血糖是AIS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常规的血糖监测技术，如以静脉血糖和末梢毛细血管血糖为代表的单点血糖和以糖化血红蛋白为代表的平均血糖，在反映急性期的血糖水平及其动态变化的能力较为有限。
因此本研究将CGM技术应用于AIS患者MT治疗围手术期的动态血糖监测。本研究首次发现基于CGM技术获取的MT术中的平均血糖水平与AIS患者住院及3个月的不良预后相关。这可能为AIS患者急性期的血糖监测和血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早发型1型糖尿病的免疫学特征：细胞动力学和分子通路（1167-P）
潘澜心1，施雨1，岳彤1，谭慧玲1，丁宇1，骆斯慧1，郭闯1，郑雪瑛1，翁建平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早发型 T1D 患者（7岁以前诊断）早期外周血免疫环境的变化，并筛选潜在的标记基因。
方法
从中国 1 型糖尿病纵向队列建立项目中挑选10名7岁以前诊断并且发病1年内的T1D患者和10名年龄与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进行单细胞 RNA 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进行组间比较，用机器学习方法筛选标记基因。
结果
早发型T1D患者外周血CD14+单核细胞、效应记忆CD4+T细胞和调节性CD4+T细胞增多，Naïve CD4+T细胞减少，与生长因子、趋化因子和炎症因子相关的上调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CD14+单核细胞中，并且疾病状态下CD14+单核细胞与其他细胞的相互作用最为显著，更倾向于分化为CD16+单核细胞和经典树突状细胞。
结论
CD14+ 单核细胞是早发型 T1D 患者外周血免疫环境中改变最为显著、与疾病进展最相关的细胞类型，INSL6 基因可能是早发型T1D的潜在标记基因。
专家点评
我们的研究将既往报道的T1D相关分子通路注释到具体的细胞类型上，并从多个角度聚焦于CD14+单核细胞，这对于T1D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进一步解密有重要意义，也为未来的免疫疗法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1型糖尿病血糖控制水平相关的微生物组、代谢组和脂质组特征（1203-P）
顾兆荷1, 潘澜心1, 谭慧玲1, 汪徐麟1, 王璟1, 郑雪瑛1, 翁建平1, 丁宇1, 骆斯慧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不同血糖控制水平T1D 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组和脂质组的特征。
方法
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纳入36名血糖控制良好T1D患者（GC组，HbA1c < 7%）和36名血糖控制不佳T1D患者（PGC组，HbA1c ≥ 7%）。所有参与者均收集临床资料、血液样本和粪便标本。本研究使用16S rRNA 序列分析粪便微生物群，用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血清代谢物和脂质，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分析组学数据。
结果
GC 组中Bacteroides_nordii、Bacteroides_cellulosilyticus丰度显著升高，而 PGC 组中 Bacteroides_coprocola 和 Sutterella_wadsworthensis丰度显著升高。脂肪酸生物合成、甘油磷酸穿梭代谢等几条代谢途径在两组之间存在差异。Bacteroides_nordii与D-fructose（参与淀粉蔗糖代谢途径）以及Monoglycerides（参与甘油酯代谢途径）表现出负相关性。
结论
这项研究联合多组学和机器学习方法，表明T1D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与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和脂质的特征有关。
专家点评
实现良好血糖控制对于管理T1D和减少相关并发症风险至关重要。这项研究按照指南推荐的血糖控制目标（HbA1c < 7.0%）将T1D患者分组，探索多组学（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和脂质）的差异，揭示了T1D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与肠道微生物、代谢组和脂质组的复杂关联，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研究价值。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其在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潜力。
围手术期连续血糖监测指标与剖宫产术后感染的相关性：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1222-P）
刘昱婕1,2，丁宇2，龚一昕2,3，魏甜2,3，陈素玉1，郑雪瑛2，骆斯慧2，翁建平2,4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3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4安徽医科大学
背景与目的
高血糖已被确定为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然而，产妇围手术期血糖水平与剖宫产后感染之间的关系尚待阐明。我们使用CGM来描述产妇围手术期的血糖特征，并探索其与剖宫产后感染的关系。
材料方法
这是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对象是2020-2022年中国227名剖宫产前佩戴CGM的孕妇。主要结果是剖宫产术后6周内的产妇感染。母亲感染的定义是以下一种或多种：手术部位感染（SSI）、子宫内膜炎、尿路感染和发热发病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CGM指标与母体感染之间的相关性，估计风险比（RR）和95%CI。
结果
在2020年7月25日至2022年2月10日期间，招募了242名参与者，其中240人安装了CGM，227人有可分析的CGM数据（28人为感染组，199人为非感染组）。感染的增加与较低的教育水平、较高比例的糖尿病患者（包括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和GDM）、紧急剖宫产、手术前胎膜破裂和切口方向有关。28项CGM指标中有12项与剖宫产感染显著相关，所有12项指标均为术后CGM指标，包括平均血糖浓度、血糖管理指标、估计HbA1c、MAGE和所有TAR指标（TAR10.0mmol/L和TAR7.0mmpl/L）。逻辑回归后，术后3天TAR7.0是术后感染的显著预测因素（p=0.031），其中3个PODS TAR7.0每增加1%，感染率就会增加4%。
结论
在剖宫产孕妇中，术后感染风险的增加与术后高血糖有关，而不是与术前和术中高血糖有关。本研究强调了针对CGM指标，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和试验，进一步其与剖宫产术后感染的关系。
专家点评
2021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RMNCAH）组织发文称，在中国超1/3的新生儿经剖宫产分娩，而剖宫产也成为中国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手术。做为剖宫产最常见的并发症，剖宫产术后感染，包括切口感染、子宫内膜炎、尿路感染等，不仅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了住院费用，同时也会降低母乳喂养率。我们既往知道，糖尿病是剖宫产感染的高危因素，但围术期血糖与感染的关系却研究甚少，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指南能够明确给出剖宫产围术期血糖控制的范围。这项研究的结果，填补了这项空白，也提示了术后血糖控制的重要性。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可以使广大剖宫产女性从中获益。
1型糖尿病的遗传异质性和临床亚型（1463-P）
施雨1，岳彤1，谭慧玲1，丁宇1，潘澜心1，郭闯1，骆斯慧1，郑雪瑛1，翁建平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背景与目的
1型糖尿病（T1D）是一种异质性疾病，但遗传和临床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区分T1D患者的不同亚组尚不确定。我们旨在结合HLA等位基因及其相互作用，开发一种新的T1D遗传风险评分（GRS）。此外，我们利用全表型关联研究（PheWAS）来细化T1D亚型分类。
方法
在1352例中国T1D病例和1602例健康对照中，我们使用逻辑回归分析识别与T1D风险相关的HLA I类和II类等位基因，并利用发现的风险位点创建GRS。然后，我们采用PheWAS评估43种表型与风险基因型之间的关联。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T1D患者的HLA等位基因多态性降低，等位基因之间的连锁不平衡减弱。HLA-DRB1*09:01-HLA-DQA1*03:02位点与T1D风险显著相关。此外，HLA-B*58:01和HLA-C*3:02也与T1D风险相关，并与HLA-DR3单倍型存在连锁关系。我们观察到较早的发病年龄，尤其是儿童期发病患者，具有更强的遗传风险（p＜0.001），这是基于PheWAS和GRS的结果。在成人发病患者中，较低的ALT水平（p<0.01）和较高的GAD抗体滴度（p＜0.001）与增加的遗传风险显著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征了中国1型糖尿病（T1D）患者不同发病年龄和自身抗体滴度的HLA类型及其遗传风险关联。我们通过解析T1D的遗传和临床亚型，以进一步加深对T1D亚型病因的理解。
专家点评
1型糖尿病（T1D）是一种复杂且异质性极高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受到多种遗传和临床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HLA等位基因及其相互作用的深入分析，开发了一个新的T1D遗传风险评分（GRS），并通过全表型关联研究（PheWAS）进一步细化了T1D的亚型分类，展示了T1D在遗传和临床表型上的多样性。
通过大规模的HLA等位基因分析，研究识别出了与T1D风险显著相关的位点，如HLA-DRB1*09:01-HLA-DQA1*03:02，以及HLA-B*58:01和HLA-C*3:02。这些发现为理解T1D的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有助于开发更精准的遗传风险预测工具。此外，研究发现T1D患者在HLA等位基因的多态性和等位基因之间的连锁不平衡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进一步揭示了T1D的遗传复杂性。尤其是通过PheWAS方法，研究揭示了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自身抗体水平的T1D患者在遗传风险上的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强调了早发型T1D（尤其是儿童期发病）与较高的遗传风险密切相关，而成人发病的T1D患者则表现出特定的临床特征，如较低的ALT水平和较高的GAD抗体滴度，这与其遗传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本研究在T1D的遗传和临床表型分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为未来的个性化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更精细的遗传和临床亚型分类，可以更好地理解T1D的发病机制，为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际指导。
沟通交流
2024年糖尿病杰出临床医生奖获得者John Buse教授
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内分泌与代谢学系的John Buse教授因其在糖尿病临床实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2024年糖尿病杰出临床医生奖
与John Buse教授（左三）合影留念
2024年Banting科学成就奖获得者Rury R. Holman教授
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医学院糖尿病试验中心Rury R. Holman教授获得2024年Banting科学成就奖，他证实了β细胞功能下降而非胰岛素抵抗是2型糖尿病（T2DM）的主要驱动因素
与Rury R. Holman教授（左三）合影留念
